其实，我这里要寻找的东西不是字典里指的东西，而是一个作家，一个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广西青年作家。多年以前，他曾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但是当我重新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11部作品集，曾经获得过好几次大大小小的奖励，其小说连续四年来进入各地出版社的“年度小说优秀作品集”，也上过“中国小说排行榜”。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去年由他与别人合作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前不久已于他的家乡天峨县拍摄完毕。他前年撰写的根据铁凝的中篇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永远有多远》，成为去年各地有线电视台的热播剧目，为影视公司带来了近千万元的利润。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美丽金边的衣裳》已经制作完毕，今年上半年可望与观众见面。国内的影视大腕，比如徐帆、董洁、陈宝国、刘烨以及景冈山等分别在以上的影视作品里担任主角，演绎他笔下的故事。

这样的成绩和十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名叫田代琳的人，怎么也联系不起来。要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鬼子对我说“东西是在发表文章时用的，田代琳是领工资时才用的”，我真的不太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完鬼子的话，我才知道仅仅是十年时间，在中东地区忙着打仗的时候，我过去默默无闻的文友，却已经用写作改变了的命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河池那片神奇的土地时，那些和我一道写作的朋友也慢慢地疏远了，更别说刚结识的朋友，根本还没来及跟他们进一步了解，我就一头扎进了以重工业著称的城市—柳州，寻找我新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我在那间座落在柳江边的新家里，整理我自己的文集时，忽然发现了田代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有关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尽管那样的文学评论已有十多年了，但现在读起来仍觉得有味。于是，我大脑里的图像似乎在扫描着那个叫做田代琳的朋友，直至他清晰的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最早是在1986年第8期的《广西文学》里读到他的小说《龙滩的孩子们》，接着他又以田代琳的名字先后在1987年的《西藏文学》和《中国西部文学》发表了小说《孤头山》和《醉山》。那样的小说尽管当时还不太引人注意，但在田代琳生活过的那个叫做天峨县的家乡，却炒得了沸沸扬扬。大家都说天峨县出了个作家。天峨人民骄傲了，甚至田代琳所在的一所中学里的全体师生们骄傲了。那样的骄傲使田代琳的名字瞬时比县长还响亮。

那个时候，我在我写作的朋友中逢人便说，知道吗？天峨出了个田代琳，他的小说很够力。我那样的话刚说完，就有一些女作者伸长脖子且竖起耳朵问我说，他有女朋友了吗？我摇了摇头。她们看到我摇了头，便露出喜色来，又问，真的没有？我还是摇摇头。其实，那时候的田代琳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只是赏识他的小说才想让他获得更多的读者。

由于他的小说写得好，他从远在天边的天峨县调进了河池地区行署办公室，做了文字秘书。尽管当时他所在的行署大院和我工作的《金城》文学杂志社不远，但我和他一直没有见面。

一天，《河池日报》副刊部负责人李昌宪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带一个朋友给我认识。我问是谁？昌宪兄说是田代琳，并问我知道吗？我说知道，他的评论写得不错。昌宪说，你们就别互相吹捧了。我笑了起来。昌宪兄进门的第一句话就对着我说：“他叫田代琳，我的好兄弟，一位很有潜力的作者。”我当时看到站在我眼前的田代琳，似乎和那个写《龙滩的孩子们》的田代琳怎么也对不上号。因为站在我眼前的他有着一张白嫩的女孩般的脸庞，确实和小说中的野气不太相称。我怎么也想象不到那张姑娘般的脸庞能写出那么好的小说。

东西似乎有些腼腆，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听我和昌宪说话，他给我的第一印像特别好，我十分主动地和他攀谈，问及他一些有关的文学创作，他高兴地与我聊了起来，说话间，他很客气地称我韦老师，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彼此聊了一阵，我们就熟悉起来，东西也开始不再拘束，甚至从屁股口袋里拿出一篇题为《大块头的幽默》的短篇小说手稿交与我。我读后感觉不错，小说写的是东西在大学时的同学大块头的生活琐事及大块头的幽默故事，当时我就觉得小说语言独特并有调侃味，是一篇很有个性的小说。于是，我答应他留在我当时编辑的《金城》上发表。东西得到了我的首肯，出门和我告别时露出一脸的阳光，仿佛看见那篇小说已经变成了铅字。可是，东西走后不久，由于种种原因《金城》停刊了，我并没有立即把稿子退给他，而是把稿子带在身边，试图寻找合适的刊物给推出去。直至我调至柳州《柳絮》文学杂志社后，我才有机会将其小说推给我的主编黄粲兮先生，当《柳絮》看中其小说时，《柳絮》又停刊了。于是，我失去了一次做田代琳作品责任编辑的机会。而由于珍爱，这一篇小说我也一直保存着。

后来，我发现广西有一个叫做东西的作家在中国的各种文学大刊上不断地发表作品。或许是东西的小说太过于响亮，我怎么也不把田代琳和东西连在一起。由于这样的疏误，我才把代琳兄给弄丢了。尽管我一直在寻找他，但我一直没有再找到。

直至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1996年第1期的《收获》发表之后，我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和他的联系电话，并在1998年的初冬，我有幸参加了由《南方文坛》、《花城》、广西作协和广西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广西青年作家东西、鬼子、李冯（三剑客）的作品讨论会”时，才在南宁见到了东西。于是，我把那篇压在我抽屉近10年的小说手稿还给了他。那时的东西看到他的小说手稿，几乎笑跌了眼镜，好象我给他的不是他的小说手稿而是千元美钞或是美女照片。

　　我重新见到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实力派的作家，他在全国各重要刊物，如《人民文学》、《收获》、《花城》、《作家》、《小说选刊》、《大家》、《山花》、《钟山》等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于1998年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首届鲁迅文学奖后，他的小说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的反响。但是从他的脸上，我没有看到丝毫的得意之色，倒是经常听到他说没把小说写好。在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的衣裳是越来越名牌了，但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却没太多变化，比如对文学还是那么痴迷，对朋友还是那么坦诚。

东西一直把做人和做小说连在一起。东西做人有他的原则，一是从来都不说朋友的不是，二是不抽烟不喝酒不爱逛夜总会，三是常夸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前些年我在一本文学杂志封三的“作家生活剪影”栏目上，看到刊登了他的一组相片。尽管那组相片发表出来已有些年份了，但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张是东西和他那位年过古稀的农民母亲的合影，他们的身后是农村老家门前的草垛。从照片中我可以肯定，那位慈祥的母亲的笑脸是在告诉她的山民们，她为一个在山外吃国家粮食的儿子而开怀微笑，那样的微笑带着一种骄傲和自豪，诉说着一种幸福。那个身穿全黑色的宽袖宽裤管的唐装老母亲带着山里人的纯朴，与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且西装革履的儿子在一起，他们相互依喂着，反差极大。我想，之所以东西把他山里老母亲的相片和他一起刊登在杂志上，那是因为他并没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把自己漂亮的妻子、孩子一同刊登亮相，甚至把自己与某某大红大紫的名人合影拿出来亮相。东西不是那种人，东西常常想到他的家乡和家乡的农民们。尽管现在已进入21世纪了，但我从东西那里了解到，他的家乡谷里村至今还不通电，仍然看不上电视。但是，东西并不因此而感到丢脸。

东西第一次去北京是1996年，他是去参加《小说选刊》的颁奖大会。听中国作家协会的尹汉胤说，那天冯敏到机场去接东西的时候，就问他是第几次到北京？东西大为感叹说这是第一次进京。当东西在赞不绝口地说首都如何如何的美丽的同时，叹气地谈及他那贫困的家乡还没通公路没通电。冯敏为他的家乡如此贫困大为震惊，于是与葛笑政副社长一道，把车开上了长安街，让东西饮览北京的夜景，然后再回宾馆。东西感动了，那事距今己有5年，可东西一直惦记着冯敏那张热情的笑脸和第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情景。

记得我第一次找到东西是在1992第三期的《花城》上，那时我找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叫做东西的名字和一个叫做《幻想村庄》的短篇小说，同年，我又在《收获》上找到他的中篇小说《相貌》，之后还找到了《商品》、《迈出时间的门槛》等等。他用东西的名字发表出来的小说，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们带着一种调侃的语调给东西小说定位为看不懂的先锋小说。东西当时就慌乱了手脚，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小说会看不懂，于是在一次研讨会上，他率性直言，说自己写的就是现实，而一个作家与其用老老实实的手法来写，还不如冒着看不懂的危险多用新手法。

正是他的这种标新立意，我想，当我的小说还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起跑的时候，东西的小说已在向百米冲刺了。可想而知，东西那样的暴发力是多么地让人击掌佩服。

在读过他的小说又未曾跟他重新见面之前，我曾几次到南宁公干，并到过他的住处或办公室找过他，但都没有找到。我曾经把我寻不到东西的消息告诉鬼子，鬼子却老道地笑了笑。他说东西有两个地方很容易找到，一是只要你在南宁的大街小巷里随意乱走，你就会看见东西，甚至你会看见东西身边常有的两个随从，一个是胡红一，另一个肯定是黄土路。接着鬼子又说，如果你在大街上找不到他，你就到《三月三》编辑部，他肯定跟黄佩华和凡一平在一起。

东西知道我一直在寻找他的时候，似乎显得激动起来，他和我说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写些什么，还说了跟影视制片商们一起玩游戏的故事，并对我的小说进行了一番吹棒，希望我赶快从商海回到岸上来写小说。在鬼子和东西的怂恿下，我开始视金钱如粪土，写出了那个获得“人民文学·贝塔斯曼杯”奖的小说《等你回家结婚》和《中国作家》颁发的全国小说奖的《很想看见你》。现在只要我写作一疲惫的时候，就会想到在我的南方南宁和北方桂林，分别有东西和鬼子正在和我一起疲惫，我似乎有一种重新找到了组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