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力洪  男  1968年12月出生于柳州市。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第二届广西签约作家。1991年至2001年间供职于柳州市文联。现居上海。发表小说、诗歌及评论近百万字。出版《药片的精神》等小说集数种。

一

回想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向右拐弯，不知从哪里冒出辆大水泥罐车直向我撞过来……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但是我从地上爬了起来，这就说明我还活着。我重新骑上了车，更证明了我活得好好的。大难不死，原因只有一条，因为我贵人在宝山。逢凶化吉，靠的就是好名头。

对，这里就是宝山，那大名鼎鼎的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所在地上海宝山区；我，一个贵人，说清楚点，是一个贵州人，简称贵人。因为从来没有把贵州人叫黔人的习惯，所以我不客气就这样简称了。贵人在宝山，定能混得开！这是我的励志口号。来上海在宝山这里找到工作后，就喊开了，至今有效。

我看见前方路上有只死动物。在南达路，上海宝山区最烂最丑怪的这条街上，倒不奇怪。那可能是只猫，或狗，或者超级老鼠。从那滩肉酱上看不出动物生前的原貌，因为它已被往来车辆反反复复碾来压去。如果我刚才真倒在了车轮下，我死后肯定能基本保持原状，大水泥罐车万一压住了我，只压过一下，就会吓得赶紧刹住。

我从它旁边骑过去，又看了看。往前走没多远，忽然听见那死东西在身后叫：“马进”，跟着又说了一句上海话。

“马进”是我的名字，我住上海的时间不长，上海话听不懂，但你要用中华大地上任何一种方言叫我的名字，我都能反应过来的。于是我打住，马上回过头。它仍旧死在原地，却不吭声了。我听它说的后半截话还响在耳边，好像是嘱咐我别干什么，也可能是让我去干点什么。但是用上海话跟我说一遍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过。

七月天，中午十二点钟，温度超过了四十度。我再默念一遍：贵人在宝山，定能混得开！于是遍体清凉，感觉非常好！

我原来住在贵州T城，城市很小，大约只有省城贵阳的三分之一。我原先在灯泡厂做车间主任。工厂倒闭，我失业了一年多以后，来了上海。想在这里多挣钱。求职方向为大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或副经理，但始终不能如愿。前不久终于在一间家具厂找到工作，搞质量管理。工厂为1加1的组合，宝山区开原料分厂，总厂在闸北区。眼下是我的试用期。为了将来能够干好，必须同样地熟悉总厂和分厂的情况。按工厂有关规定早晨我在宝山区的原料分厂上班，下午回闸北总厂，两头跑，直到试用期结束。

南达路是回总厂的必经之路，这会儿我正在回总厂的路上。我还将要取道近秋路，一直向前，左拐、右拐、右拐、左拐，骑车一个小时，赶在下午一点钟以前，回到闸北区的总厂接着上班，直到下午五点。

我贵人在贵州时，多年的生活训练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生理机制。只要时间一到，就像一只关在笼里的作实验用的老狗，随着脑中浮现出肉骨头的形象，不停涌出口水。

我脑子里的肉骨头只不过是个不长不短的午觉。下午一点钟，整个贵州都陷进了美美的午觉里，但上海这边下午班开始了。缺个午觉的本贵人在每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头昏脑胀，反应迟钝、智力低下，与严谨勤奋、干劲惊人的上海同事（其实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因为比我来得早，我都尊之为上海人）相比，简直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跳下车，进路边的小杂货店里，打公用电话回总厂向我的上司撒谎。

我说：“主任，分厂这边的设备出问题啦。下午我不回总厂，留下来帮忙检修。”

主任问：“什么问题？”

我说：“弹簧切割机坏了。切出来弹簧全都带着尖头，像铁钉子一样又尖又利。师傅们说，用这样的弹簧做沙发，坐上去一不小心，可以戳破阴囊，把两个小肉球穿成一串。”

两个肉球穿成一串的情景，还出现在路边食摊上。那里许多肉球串串放在一锅里煮，这种上海食品叫“关东煮”，据说从日本引进。味道很好。一元一串，我很喜欢。

“啊，啊，”主任叫起来，“不要出这种事故才好嘛！”厂里生产的春色席梦思系列，是同行中的名牌，除了“合欢”牌席梦思床垫外，还同时出品“合家欢”牌高级沙发。质量十分过硬。

我用力蹬了几下车，出了南达路。现在不必继续我的漫漫征途，沿着前方的近秋路奋勇向前了，我右拐进了济连路。

我在济连新村里租了套房，算是有个家的。济连新村位于济连路的北端，从与南达路相接的南端骑过去还得需要十几分钟。

既然是个贵人，就要与上海人不一样。我经常发现街两侧的那些绿化带，光天化日之下，不时有神色凝重的上海男人跃入其中，快步疾行到贴墙根种下的一排灌木或矮树前停住不动，给往来路人留下一个穆然肃立的背影。我的泌尿系统远说不上功能强大，但这些上海男人为城市绿化义务浇水施肥的行为我还不想去学，就忍着些啦……

冬春之交时节，我坐着公共汽车四处找工作。空调车里边人们挤挤一堂，暖意融融，有座的十之五六都在打盹。其中有的张开大嘴，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口水从嘴角淌出来，在空中挂出一条亮晶晶的长丝线。虽说我也累得直犯困，却不敢合眼。这种睡法，也无法适应。

我不能适应。但道理想明白了，我必须适应。原因从大处从抽象说是入乡随俗，尽快适应能体现对他人生活方式的认同和尊重；从小处从具体说，此地地广人稠，公厕数量有限，而我和众人一样，膀胱容量有限；另外，身为低级打工仔，在乎自身的仪态端庄毫无意义。仅需在乎自己的身体，要学会见缝插针找机会歇歇。

但我还是无法适应。

现在，最清晰的感觉是自己双腿的运动――正骑车走在漫长的济连路。过了臭气熏天的无名浜上的五号桥，睡意一阵阵袭来。又过了三家排在一起的二手家具店，济连地段医院的围墙，锦衣苑的正门，空气的味道清爽多了，迎面吹来了一股风，把满身的汗水吹去了不少。再往前，自行车道上见了树荫。这段人行道上种的小叶榕树树冠宽大，半遮人行道，半遮慢车道。风刮得它们哗哗地响，透过树叶间隙落在地面的光点一阵狂舞。如果边骑边低头朝下看，就要给弄得眼花缭乱，没法再走了。我抬起头，闻到新鲜出炉的炸鸡香味。便宜的冒牌麦肯基炸鸡店开在济连新村入口的左边。遥遥在望。入口右边是拉面店和上海本帮菜小吃馆。想想，待会儿去吃什么好？进小馆子要一碗牛肉拉面，还是顺路买两只炸鸡腿？想到吃，又想到吃饱以后的午觉，心中涌起隐隐约约的一点点幸福感。

但当我抬手擦额头上的汗水，好感觉忽然消失了。飘出头顶，反而生出些不快。想起我的所需所求虽然简单得很，但过了今天，明天就不能再得到满足。明天不能再撒同一个谎，也不能撒一个不同的谎。我心里很沮丧，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又很厌烦什么东西。又像是与这些情绪完全无关。总之莫名其妙，顿时弄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更加难过。

想抽支烟。车子靠过去，停下来。左脚搭着人行道的边缘，右脚搁在踏板上。伸手进裤袋里掏。风又来了，凉快得很。地上的光斑又动了，如同无数透明的发光小虫在地上乱爬，低头一看，目光就不能移开去。仿佛在身体外看见了自己乱七八糟的心情，心跳和这一地的东西合上了拍子，呼吸的频率也跟上了它的节奏。神智完全被它吸引了带走。所以完全抛开了抽烟这码事，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忘记了，恍恍惚惚……竟然在恍惚当中睡着。

就是这样，我在上海街上毫无顾忌地睡大觉，一觉足足七小时。睡得天昏地暗，睡得风云变色，睡得叶落纷飞。太夸张了？不。首先，我记得醒来后就问我老婆现在几点，她说晚上八点过了，连手表也不看。所以说睡七小时不是吹的；其次睡着的时候还是正午，太阳高照，醒来时天黑了，天气也转了，下起了雨；还有――此地车道宽阔，车速飞快——身旁一旦有辆汽车亮着车灯呼啸而过，人行道上小叶榕树上的叶子就扑簌簌地给震下几片。

这么晚了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想来一个人待在家里慌了神，出门到处找我。这一段路上没有街灯，大概她是就着那一闪而过的车灯发现我。但现在车子开过去了，还没有第二辆开过来，我们站在黑暗当中，我看不清她的脸。我只知道对面的那个影子是我老婆，却想不起来她长的什么样。

她问我：“你怎么在这里睡啦？”是啊，我想，太奇怪，太不寻常了——怎么在自行车道上停下，突然就睡着啦？怎么能稳坐车凳，手肘撑在车把上，七小时里始终保持平衡，一直睡得很好很沉却没摔下来过？身边人来车往，怎么就没有一辆自行车把我撞翻，或者一辆失控的运货车斜插进慢车道来“嘎啦”一声把我碾死？怎么就没一个小偷发现我睡得像死人似的，趁机把我放在屁股口袋里的皮夹子偷走？

我说：“我累了。”

她叫了起来：“离家门口不过几百米？！”

我说：“太累了嘛。”

“再累也不会这样，放着眼面前家里的床不睡，跑来街上丢人现眼。想想，怎么回事啊！”

我想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又听见她说：“贵人在宝山，定能混得开！”我马上就想到，我要振作起来，为我对她做出的承诺继续前进了。

二

在贵州T城生活的最后那段时间，我每天睡十个小时。一般夜里十二点上床，第二天八点醒来。中午还有两小时的午觉，从一点睡到三点。有时，午觉真正能睡着的时间很短。迷糊不多久就惊醒——午睡时发噩梦，总是那个相同的梦，梦见被一个裸体、秃头、吊梢眼、面色血红的老男人紧追。老男人全身伏地，身体大小和他驼背的形状，与一只爬行的刺猬没啥两样。他背上还给扎进了一支梭镖，像光溜溜的刺猬身上没被拔干净的刺管。

老男人看样子很凶险。好在我从没给他追上过，不知道一旦他贴到我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在梦中回过头去只看见身后一根竖立的梭镖杆向我逼来。我能感觉得到他就在下边，带动梭镖前进。

惊醒后很难再睡过去。我喜欢躺在床上假寐，直到听见东面的造漆厂厂区响起的下午班开工的电铃声——三点了！这时我从床上坐起，抽几支烟，泡杯茶，坐着发愣，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有一天三点以后我还在做梦，越陷越深。好像被那老男人紧紧追赶，撒腿疯跑，去到很远的地方。最后面前横着一条江，我不会游泳，这里就是我的绝境了。突然伴着震天巨响，在平坦的江对岸，地下慢慢钻出件古怪的东西，它是由钢管和圆球组结而成的。一瞬间，迅速扩张，竟有了顶天立地的架势。隔江望去，这副钢架子既显得威风凛凛，又因为细钢管和圆球两两之间像冰糖葫芦般那样的串连而显得弱不禁风。

回头一看，老男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睁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不错，我做了个富有启示意义的梦。被凶狠丑陋的老男人紧追不舍，其实正是眼下生存窘境的写照。我将近一年失业在家，无所事事，颗粒无收，以往存下的那笔少得可怜的积蓄花去了大半。下面的日子不知道怎样过。

我该有所行动。像做梦那样奔跑，跑得远远的，去到那条江和那个钢管架子所在之处。那里并不是我的绝境，也许更可能是我将来挣大钱的地方，因为梦已经显示，逼迫着我的老怪物会在那里消失，这样想来，一段不顺心的日子也将会在那个地方走到尽头。

更重要的，我觉得那赶跑老怪物的巨型钢管架子在梦里显得十分吉祥。

傍晚，我老婆下班回家，神色漠然。她走向卧室，我跟在她后面。卧室落地窗帘紧闭，光线昏暗，积下了我一下午昏睡呼出的臭气。我老婆对着衣橱上的镜子准备脱衣服，我赶忙转身将房门关上。我爸这会儿正呆在厨房里做饭，但没准什么时候会走出来经过卧室门口。

我看着她。她身上只剩了胸罩和内裤。“你怎么了？马进。”她问我。

我说：“心里突然有一种冲动——”

“嗯——”她含糊地应声，眉毛不经意地上扬了一下。

我说：“想离开T市，去别的地方发展。”

她立即叫起来：“发展？我的天！别说得这么好听。不过是找碗饭吃吧！”边说边迅速地换上了那套在家穿着的宽松纯棉布衣服。她问：“你要去哪儿？”

我说：“梦见了一个地方，那里有我的吉祥物。”

“什么地方？”

“有我的吉祥物的地方。”我说。

“这么说来你自己也不清楚？”她问，“那么，你的吉祥物是什么东西？”

我比划着，说：“底部相对较大，好像看上去有点儿累赘。有些圆球状的东西，相互之间用管子连接着。还有，是从一个圆球中伸出主干部分。主干也是管状的，但更粗大些……”

“算了吧，”她打断我，说：“我知道了。什么吉祥物，不就是你裤裆里那东西吗？”

我说：“是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不过安装的方向不一样——我的朝地，它朝天；它看上去比我的大一百万倍，而且是钢铁材料做的。闪闪发光的。”

“……像那什么塔的——”她皱起眉头说。

我说：“可能就是一座塔。”

她又问：“它周围还有什么？”

“一条江！”我脱口而出。

她说：“对了！是东方明珠塔！”

“就算它是东方明珠塔吧。它落在哪块地头上呢？”我问。

“在上海。”她说。

“啊，啊。”我说，“我打算去上海！”

“你去吧。”我老婆说。

我三十一岁，从没出过远门。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T城人，T城人出门去外乡谋生的是不多的。我十八岁时，曾经动过到外地读大学的念头，报考了兰州大学。那地方离家很远。那年我的高考分数没上本科，以第二志愿录取进了本地的T城电工学院，读了两年大专。接着就在灯泡厂一口气干了十年多，直到这个厂彻底玩完。

我是26岁那年结婚的。婚后仍旧和爸住在一起。老婆小我二岁，T城幼师毕业，在洪新路幼儿园工作。洪新路与前进小区隔两条街，她每天步行去上班。工作不算太累，收入也还说得过去。我老婆长得非常瘦小，结婚时体重３８公斤，婚后几年过去丝毫不见增重。结婚三年半后，她向我提出过离婚，我坚决不同意，过了一阵，离婚的事便算了。我告诉自己要忘了这事，但是不行。有时候半夜醒来，再也无法入睡，我便侧过身来，看她熟睡时的样子。

我和老婆、爸生活在一起。一个三口之家。我清楚屋子里的秘密：在我们三个人之外，还有第四个人――噩梦中那秃头吊梢眼老男人。即便我已经决定离开T城去上海，他还对我紧追不舍，在我的梦中出现得更加频繁。他会跟着我一道离开？还是留下，最终附到我老婆还是我爸的梦中？

“你挣不到钱――就算去上海你也挣不到！”我爸冲着我吼。我跟他说我要走，他马上发火。我知道为什么，他老了，离不开我。

“老婆也跟你去？”他问。

我说：“我先走。等我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再把她接过去。”

“最好带上老婆一块滚蛋!”他说。

我不答理他。

那天晚上，我老婆在上床睡前对我说：“马进，不要急着去上海。”

“为什么？”

“现在已经十一月底，找工作占不到什么便宜；明年一月底就是春节，过了年一般会有不少人跳槽，那时候找工作可能容易些，”她说，“不在乎再耽搁两个月。”

我说：“是。过了年我再走。”

我感激地望着她。我上前去抱她，说：“舍不得我？”

“算了吧，马进，别自作多情，”她说，“你想去哪里，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我这么教你无非想让你少吃点苦头。懂吗！？”

“懂。”

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到T市中心邮政局买一份上海的《新民晚报》，该报在T市的零售点只此一家，卖的是上一天的报纸，还偶尔脱期。我花两个小时一字不漏地读完。接着我将上海市地图展开在面前，地图是去年暑假我老婆和幼儿园同事一块去上海旅游带回来的，我在上边寻找《新民晚报》上报道的那些邻里纠纷、凶杀案、超市被盗、输水管输气管爆裂等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我用铅笔在地图上打标记。将来我去了上海，一定要尽量避开这些地方。读了一段时间的报纸，我对上海产生了如下的印象：首先，上海很庞大，大致有十个T市的规模，那个地方肯定是非常热闹的；其次，上海有一千多万人口，这个数目也大致与整个贵州的人口数相当。所不同的是贵州的那一千多万人中，大部分为农民，而上海的这一千多万全是城里人。联系到我自己，我想到，我一个人在T 市找份合意的工作近乎不可能，而如果我分身为十个人，在十个T市里同时找工作，那么，总有一个我能够如愿。因此，从机率上看，我将来在上海找到份好工作的前景可以说相当乐观。

春节前一个月，我按捺不住开始收拾。不干这个，没别的法子缓解焦虑情绪。两个大皮箱将装上我要带走的东西，我每天都得考虑往里边放什么。毛线裤在上海用得上吗？五年前买的圆领衫在那边穿上街是不是显得有点儿过时了？等等。皮箱装满，我却又开始考虑该把什么东西再掏出来――晒衣架子上海肯定有卖的，小手电和铁锤子也一样，剃须刀片和小圆镜也不要带了吧，省点空间装用得上的。问题是，还有什么东西可称“用得上”？我打开卧室里所有抽屉，衣柜，橱柜，开始鬼子进村般的地毯式搜索。对每一件抓在手里的东西都要进行一番认真审视，重新估量其价值――如果不随身带走，将来到上海买新的贵不贵？按照以上标准，我把保温杯装进了皮箱，但第二天就将它拿了出来，当然，第三天仍旧把它装回箱子里。

那天来到红旗路上，向东走。我爸昨晚建议我在这路上租间门面做小生意发财，以此取代前往上海发展的计划。我给他说得有些动心。眼下门面还真有的是，接连经过了三家，都是拉闸门紧闭，外挂上块“门面转让”的牌子。再往前走，听到一个女高音在喇叭里喊：“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本店因经营不善，即将倒闭。所有翡翠玉器，原价１５０元，现价５元。只卖５元！”不好，耳朵里灌进这声音，不由自主地想要笑。我捂住嘴巴赶紧往前走。一块大招牌挡在前方，即便你不想看，也躲不开它。上边写着一句广告，由上而下分五行写，每行二到三字不等，读出来便是：“一次  性交　费使用　半年  三十元”我的天！这可是天底下最贱的……。我走过招牌后面的小店，侧目一看，才明白店里卖的不是“鸡”而是与废铁无异的数字BP机。当时，如果我不是意志足够顽强，想必已经笑得瘫倒在那店门前，我捂紧小腹，呲牙咧嘴，踉踉跄跄往前走。我走呀，走呀，不由得停下脚步，站直了腰。我睁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我看到了什么——

我首先看见前方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胖老太，红光满面，大冷的冬天，只穿一件薄晴纶套头衫。她面向人行道右边即开了门面的一侧，指手画脚，像是跟里头做买卖的人对骂。我走过她身边，停下来，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才发现她正在指挥民工们砸房子。想必砸的是她自家当街的老房子，砸掉了再建一幢新的。老房子原来有几层看不出来，只剩下底层的几面墙了。有一个民工不在干活，蹲在墙根的烂砖头上抽烟。

我先看见他，然后目光转到他背后那堵残墙上。我睁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看到了什么——墙上画着一个老男人，裸体、秃头、吊梢眼、面色血红。我大吃一惊，冲到那画面前，再加细看。只见老男人全身伏地，身体大小及其驼背的形状，就像是一只刺猬。背上还给扎进了一支梭镖，与我梦中的那老怪物毫无二致。

我全身惊出一层冷汗。忙返身出来问老太那墙上画的来历。老太说：“是我小孙子画的。”我说：“能让我见见你小孙子吗？”她说：“见不着。跟着他爸妈一起，到广西做生意卖贵州酸去了。”我又问：“画的是什么东西？”老太格格直笑，说：“小孩子不懂事，画画丑化他爷爷呢！”我问：“我能见一面他爷爷吗？”老太说：“死了。”

她忽然警惕地盯着我，问：“你想干什么？”我说：“闲着没事干，想替你把这几堵墙砸了――不要钱，白干。”她说：“随你便――不过，说好了不要钱的！”

我捡起民工扔在地上的一把大铁锤，朝墙上狠狠地抡去。

空气里全是灰尘。我非常卖力，非常快活地干到了傍晚，终于将此处夷为平地。

从这以后，那老怪物就再没有在我梦中出现过。

三

六月中旬，我三十二岁生日过后几天，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干这一行最迟60岁退休，因此满打满算我在上海还能再干上28年。按现在二千出头的月薪，近二万五千块钱的年薪算，28年干下来，总共能挣将近75万元。考虑到将来物价上涨，工资水涨船高，和在厂里干好了加薪的可能因素，将75万翻一番，也就是150万――我觉得在退休前挣的钱不可能比这个数更多了。

然而我到上海后不满一个月就差点到手了150万。

这事说出来，没多少人相信。

从我三月间落脚上海说起――那天我出了新客站，往南走，拐了个弯，过了立交桥，看到一大排破旧的矮房子。当时我不辨方向，随身带了两个重重的皮箱子，只得胡乱在那排矮房子中间找了家私营小旅社住进去。原来只想暂住两三天，却因找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加上房价较为便宜（每天一个床位25元），一直在那儿住到了五月底。

小旅社位于立交桥下方一条小街上。三层，每层三间房，底层只有两间，当街的那间辟出做了服务台和门堂。房里设三个床位。从我住进来后，我那间房还从未住满三人。我总共只有十几天时间和别人共住，基本上是花小钱独享三人间。住这家旅社有个坏处：一开窗即听到高高的立交桥上阵阵汽车噪声劈头盖脸袭来，恍然间还以为头顶有飞机飞过；深夜汽车呼啸着开过立交桥，即使窗户紧闭，也能感觉得到床铺和整个房间都在微微摇动。就是说，夜里待在房里随时都可以体验里氏五点一级地震的效果。

旅社里住的人五花八门，操的口音南腔北调。住的时间往往不长，三两天就走人。只有一个“湖南婆”在我来之前便长住下来，以旅社为家。“湖南婆”自然是湖南人，来上海干什么？我直到现在还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我曾经向开这旅社的吴老板打听过，现在也忘了。

我初到上海那段极不适应环境。因为还没去到宝山，也就没能提出“贵人在宝山，定能混得开！”这样的励志口号。我夜里常失眠。这时就从床上起来趿着拖鞋在房里踱来踱去。有天深夜，突然听到有人在外边敲门，看表已经过了两点。提心吊胆开了门，见外面站着个穿睡衣的女人，胸部扁平，蓬头黑面。我以为她是上门来卖的“鸡”，就说：“不要。”这时，她开口说就住在我下层，给我穿拖鞋走动的响声弄得睡不着觉。我忙说：是。是。是。地板的隔音太差了！

她就是“湖南婆”。白天再打量她，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皮肤泛黑，单身一人，住在二楼我这间房的正下方。

我在上海找工作，清早出门，傍晚回旅社。上楼经过二楼时，常看见“湖南婆”蹲在楼道上，用一只小煤油炉炖红烧肉。煤油炉调到了文火，火上搁着一只沙煲，沙煲盖上的圆孔徐徐地喷出云雾状的蒸汽。蒸汽在整个二楼楼道里均匀地扩散，有时甚至升腾到三楼，从窗户的缝隙渗进我的房间。那是种混合气味，成分变化不定。有时候是湖南红辣椒，有时候是江苏梅菜，有时候是镇江香醋和糖，但有种最强烈的气味恒定不变，即：傍晚饥肠漉漉时分吸进鼻孔中的暖烘烘的肉香味儿。

“好香！”我拎着一只假模假式的公文包上楼，回头冲着二楼楼道深处叫了这么一声。

十分钟后，“湖南婆”站在了我门口。这次是来送肉的。清炖红烧肉盛满了一只青瓷小碗。我推辞几下，但“湖南婆”引经据典，诸如毛主席语录中的“吃红烧肉补脑”还有古诗写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等等，我只好说“盛情难却”了。

第二次吃肉是去“湖南婆”房里吃的。第三次也一样。仅仅是吃肉，吃完了谢了便走。这时候还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然而，不满一个月竟多达三次的肆无忌惮的放胆吃肉还是留下了后遗症——“湖南婆”开口向我借钱。

三百块！

我心里有点儿紧张。后来镇静下来，好言好语地跟她说：三百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说多，因为我是个穷人，十块钱看起来都比天大；说少，因为现在的一百块钱只顶过去的十块钱用，三百块钱其实也派不上多大的用场。不知道借这三百块钱怎么花？

“买彩票。”她说。

“彩票？两块钱一注。借你十块钱买五注。”我说。

“五注？我一次就买150注！——从上海卖福利彩票以来，我每期都拿三百块钱玩复式投注――中奖机率高嘛。”她说。

我问：“那么，你中过奖吗？”

“湖南婆”说：“还没中过。”

我说：“既然如此，少买这一期，不就省下了三百块钱，也没必要跟我借钱啦！”

她说：“偏偏就这期不能省。这期该轮上我中奖啦。”

“肯定？”

“肯定中！”

“能拿多少钱？”

“三百万。”

“我的天！”我叫起来，“带上我一块发财！”

“湖南婆”先不说话，后来想了半天，咬咬牙，对我说道：“你出三百块钱，我负责选号。中了奖平分，每人一百五十万。但这三百块钱就不能算是我借你的，中了奖以后这三百块钱说好了我不还你。”

我说：“没问题。”

我和“湖南婆”下楼出旅社，穿过立交桥下的两根水泥大柱子，到对街“蒋师傅”面馆旁的投注站。我掏出三百块钱，“湖南婆”掏出一张写满数字的纸片。然后换了一叠同样写满数字的小纸片，所不同的，这些纸片是从电脑里吐出来的。

即使是从电脑里吐出来的，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一定值三百万。我在水泥柱旁停住，头脑忽然变得清醒了。我望着“湖南婆”手里的那一叠彩票发愣。

我说：“彩票都在你手里，真要中了奖，你骗我说没中，我拿你也没脾气呀！？”

“湖南婆”说：“这么说，你想要把这彩票搜过去，捏在你手头上？你真想这样，我也要问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了！”

我说：“你看该怎么办？”

她说：“你较什么真呀。等过两天开了奖，说不定这些还是废纸一团。”

我板着脸，说：“算了。彩票我不玩，你都拿去，就当是借我三百块钱得啦。等有钱就还我。”

“湖南婆”叫了起来：“你搞什么鬼呀！男子汉大丈夫，说出来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钱都在这里，要我还，我现在就还。”说着就把那叠彩票往我手里塞。

我一扭身，躲到水泥柱后面去了。我从另一头绕出来，站在她身后。“湖南婆”回过头说：“你心里觉得吃亏了，就是真吃亏了。不过我倒是不想让你觉得吃亏的。”

她说：“这样好不好：看你身边没女人，过得也不容易，我陪你睡一觉。彩票全归我，那三百块钱以后你不提了。行吗？”

我不说话。

“如果不想睡还是按说好了的办：中了奖平分，没中奖你那三百块钱就等于打水漂了。”

我说：“那就睡吧。”

她又说：“如果睡过以后，我中了奖，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我们可是有言在先的。”

我想了想，说：“还是睡吧。”

这时候是中午。我和“湖南婆”接下来开始讨论“在哪里睡”，“什么时候睡”。她的房和我的房不巧都有人住进来。我房里的家伙整天不出门。“湖南婆”那间房里的女客，晚上6点刚过便离开到外边找地方吃饭，一般近7点才回房。于是顺理成章地把睡的地点定在“湖南婆”房内，睡的时间确定为即日晚6点10分至6点50分。一觉睡的长达40分钟。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心思吃饭，坐着等到6点8分，就下楼找“湖南婆”。房里果真只她一人。不过她还在吃晚饭。她说：“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急忙挟起一块红烧肉送进嘴里。今晚的肉里放了香菇，味道闻上去十分诱人。“湖南婆”请我坐下来一起吃肉，我想了想，说，已经吃过晚饭了。道了谢，仍旧站着等她。我看着沙煲和饭碗放在床边的床头柜上，那只是一小块地方，“湖南婆”弓着身子吃，所以吃得不快。

她抹着嘴，说：“我吃好了。”我抬腕看表，6点21分！我说“得赶紧——”就开始脱衣服。她说：“再等等。我先洗干净这两个碗，不过几分钟——”我把手背到身后……听见底楼自来水管哗啦啦的水声，然后是蹬蹬上楼的脚步声。“湖南婆”洗碗的动作的确很快，只花了两分钟，回房时不过6点25分。她将房门带上，说声“好啦！”，放下碗马上就脱衣服。

我说：“算了吧。”

“怎么啦？”

我说：“这房间里的气味不对。”

她问：“怎么个不对法？”

我说：“你把吃剩的那半碗红烧肉放在床头柜上，也没找盖子盖紧了，气味散出来，鼻子里一股红烧肉味。”

“你不是说最爱吃我的红烧肉吗？”

我说：“没错。但是闻到那味道就想起吃，想起吃就不想干别的了。”

她问：“现在怎么办？”

我说：“先吃点红烧肉吧。”

我看着“湖南婆”慢吞吞穿衣服。

我嘴里塞满了红烧肉。我又说：“算了。”

她说：“随你的便。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第二天早上九点刚过，吴老板敲门通知我到楼下服务台接长途。我爸打电话来告诉我，我老婆一早收拾东西搬回娘家去了。我大吃一惊，无论如何想不通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和“湖南婆”昨晚的那事。我忙打电话找她。她说要和我离婚。我问为什么？她回答说，不能老是这样啊，我厌倦了！我忙说，你赶紧来上海吧。我发誓，要让你在这里过上好日子！

接着我便下定了决心要在上海混出个人样来。因为当时还没找到宝山的工作，所以那个“贵人在宝山，定能混得开！”的口号还没提出来。但心里有了“混开去”的大想法。

第三天按早先的约定，我坐上地铁到浦东面试。用工单位是“世界五百强”驻沪机构，我感到压力大，非常紧张。下午面试结束后回旅社把自己关在房里“过电影”，回想对方的问题哪些我回答好了，哪些回答砸了。是答砸了的占多数？还是答好了的占多数？反反复复“过”了无数遍。接下来是一整夜失眠！

次日下午起床后终于想起了“湖南婆”。傍晚从吴老板那里得知她已经结账搬走了。去向不明。

我的第一反应是：该死！“湖南婆”偷走了我三百块钱！

后来我过街到旅社对面的“蒋师傅”面馆吃晚饭。见投注站前围了一圈人，我挤了进去。大家都在看投注站摊前摆的一块小黑板上的字。我一眼扫去，顿时悲恸欲绝。

那上面写道：“喜报  敬告彩民：上期‘福彩’一等奖三百万元中奖只有一注，是从本站售出。热烈祝贺中奖人。欢迎广大彩民踊跃前来本幸运投注站购买新一期彩票。”

……

所以，“湖南婆”偷走我的何止三百块钱？是整整一百五十万！！

上面这件事我告诉过一些朋友。他们听完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那投注站买彩票的不光是你和“湖南婆”，你怎么就没想过是别人中了那三百万呢？

我说我想过――这里头有个“可能性多大”的问题。

我的河南朋友张博认为：“湖南婆”拿到三百万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

江西哥们李允中貌似公允，说：“湖南婆”和他人中奖的机率各占百分之五十；

广西工友老海认为：“湖南婆”得那钱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我愤怒地叫起来：都错了！“湖南婆”百分之百到手了三百万！！

另一位贵人——遵义来的赵小方的看法很独特。这时他说：钱啊，女人啊，都加在了一块——你明明是在瞎编故事嘛。

赵小方这混蛋始终不相信。

四

“你是谁？”我问他。他口含凉水，喷向我的脸。

他说：“你别管我是谁。你知不知道自己出什么毛病了？”

我说：“我怎么啦？”

他说：“刚才，你骑车经过我这店门前，晕倒在外面自行车道上。说倒就倒。”

“是吗？”

他说：“我先以为你发羊癫疯。不过手和脚都没抽啊——不像。”

“他说你是酒鬼。后来我们看见阿花跑上去舔你的脸，觉得也不像。阿花闻不得一点酒味，闻出酒味就咬人。它没咬你，”他指了指那个蹲在店门外正拿焊枪焊角铁的人，又指了指墙角那边的一条哈巴狗，“我猜你中暑了。”

我说：“我中暑了？”

他说：“我们想找辆板车把你拉到前面济连地段医院去治治，刚抬起你就听见你闭着眼睛乱喊‘这里好，哪儿都不去’，就把你抬进店里来，让你凉快点，给你喷口凉水，看没过多久你自己就缓过来了。醒啦！”

我从地上爬起来，对他说：“谢谢。”慢慢走出了小店。我去找我的自行车。

他跟上来，问：“你自己能走吧？”

我说：“能走。”

他又问：“走的远不远啊？”

我说：“不远。前面你看得见的――济连新村，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