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这三个字，最初出现在一本中学语文课本上。那细腻的笔触，人物形象生动的描绘，深深地吸引了我，不忍释卷之余。从此便记住了秦兆阳这个名字。

    万没料到，三年之后，我和这位全国闻名的秦兆阳，竟然生活、工作、相处在一个单位，长达五个年头。

1959年的一天，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中年人．挟着简单铺盖，到柳州机械厂来“劳动锻炼”。他独自一人，在厂图书室背后一间小小的、黑黑的冲晒照片的暗房里栖身。他身高单瘦．如果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则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模样。在那到处是钢和铁的切削，电焊弧光闪闪，火红的重锤锻打，上千度的冲天炉铁水浇铸的柳州机械厂，他能做什么呢?工厂考虑再三，只能让他干点轻活，在厂工会抄抄写写打杂，否则，下车间与其他“老右”拢堆干重活，不出工伤事故也会把他累垮。在这段时期里，谁都不认识厂工会这个极不起眼的编外人员。

直到有一天，柳州机械厂大门口的花圃中，矗立起一幅巨大的“高歌猛进”宣传画，许多人才蓦然发现，工厂来了个了不起的人才。因为，许多新闻记者来厂采访，几乎都要把这幅宣传画摄人镜头；外地领导、兄弟企业来厂视察、观光，对这幅画无不交口称赞，认为它构思新颖独特，气魄恢宏，较好地体现了柳机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康庄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擂着金鼓，一路高歌猛进，屡创佳绩，令职工和外来观光者精神为之一振。加上画旁书法刚劲有力，人们观赏之余，都乐意在画前留影。对这一切，职工们先是感到惊讶，打听是谁画的这么好。终于，秘密是保不住的，慢慢地，中国文坛“大右派”秦兆阳的名字，便在职工中悄悄传开了。

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兆阳先生默默地工作一段时期后，觉得自己在素有文风兴盛的柳州机械厂，应在培养职工文学队伍方面尽点责任。于是在一次厂史编写小组座谈会上．他小心翼翼地向厂党委宣传部长建议，是否可以协助厂工会办一个小型墙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培养文学青年。这位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部长，虽然知道兆阳先生的这番好意，却沉吟半响不作答。先生当然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发现，此时他是何等的不安与尴尬。

尽管如此，秦先生还是尽到了作家的义务。当后来厂史写作遇到困难，无所适从时，他奉厂党委宣传部指示，指导我们拟写柳机工厂史写作提纲。他受命后，先让我们详细叙述柳机历史，然后按照所收集到的史料和老职工口述记录，深思熟虑．布局谋篇，和我们三个小青年，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确立了柳州机械厂厂史《金凤凰传》五千多字的写作提纲。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中，大家无话不谈。秦先生性格沉静，也许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原故吧，使他慎言。每逢工厂史的题外话，都是由我们把说笑的话匣子拉开的。什么你在北京工资是多少啦!你的大部头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稿费不少吧?有时甚至怀着“童言无忌”的好奇心情问他：“让你‘栽’的那篇《社会主义--广阔的道路》到底怎么回事?”他回答仍是淡然的一句：“有些事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这句极为含蓄的话，包含着他内心莫大的痛楚。在那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喧嚣的年代，他的直抒胸臆岂能为当时环境所能容?先生遭大难而处之泰然，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仁者胸怀与智者气度，令我肃然起敬。

我们每次与先生闲聊，其实都是一次很好的文学课。最使我们感受深刻的，是一次他烟瘾来了，我们趁他慢慢撕烟叶卷“喇叭筒”的时候，向他请教如何构思小说和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与提炼题材。他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肯定会有所启发。”于是，他详细讲述了俄国作家果戈里著名小说《外套》的形成。

他说，小说的原型很简单：一个机关小职员，买了支鸟枪去打猎，不慎过河时枪掉进水里去了，怏怏然很不高兴。他的朋友见他失枪闷闷不乐，为让好朋友不难过，大家凑钱，买了一支新枪送他，于是大家都很高兴，狩猎时收获甚丰，一路高歌而归。

秦先生说，这个故事情节简简单单，毫无意义，要把它写成小说，从故事原型中是很难挖掘出什么闪光的东西的。可是，聪明的果戈里却把这个平凡的小喜剧，来了个大翻新，结果，小职员们消闲打猎的鸟枪，换成小职员身上唯一一件可以穿着上班的外套；鸟枪落水换成外套被强盗抢劫；朋友凑钱买枪，变成小职员因失去了外套而没了体面，贫病交加；小职员得枪后的欢乐，变成饥寒交迫含恨死去…。先生告诉我们，果戈里利用这个平凡小事件，通过概括、提炼、集中、虚构，重新创造了一个新人物，深刻地描绘了沙皇时代的某些黑暗和机关小职员穷困悲惨的命运，小说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秦先生还特别提示：生活里永远不会有一个十分完整的故事等你去记录，《外套》给我们提示了如何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摄取和提炼素材的范例。40年的光阴过去了，先生讲文学创作的故事情景犹似昨日。   

    我不忍回忆，秦先生在讨论工厂史时．每隔些时就要抽烟，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哪有烟哪!何况，先生自从戴“帽子”后，为争一口气，就从来没有领取过每月给他的那份40元生活费。他掏不出那么多钱买高价烟，即便买得起，他也不敢买，人言可畏呀!我不会吸烟，却深知烟客断烟的难受，每当看到先生从一张旧报纸包里将剩下的一些烟叶碎末十分慎重珍惜地卷进“喇叭筒”时，我的心里就产生一种凄恻。终于，我鼓起勇气．直接去找总务科长，问他要烟。总务科长眨巴眨巴着眼，望了我好一会说:“李秘书，你开什么玩笑?那有什么烟哪!”

“有!”我当即揭穿他的谎言：“厂党委听取了工会主席的汇报，知道车间主任一级干部，已经有人在上下班的路上捡烟头了。”

“影响不好!要财务科拿出一些钱来，由你们下农村去采购一些高价烟叶，这通知单还是我写的，盖的党委公章哩!你忘啦?”

总务科长无言以对，笑笑说：“李秘书你不会抽烟嘛!”

“我是不会抽烟，可我要烟是为了工作。”

“啥工作?没听说呀!”

“你当然不会知道什么叫编写厂史啰”

“啊!你是要烟给那个姓秦的?”我话没说完他就打断：“这不行!这烟规定只给车间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工段长一级都没份。又怎能给他?别人会骂我丧失立场的。”

我一听气往上冲。“你把党委秘书的那份给我，就不存在什么立场不立场了，快拿来!”

“李秘书，你不会抽烟嘛!还是留给会抽的吧?烟不够分哩!”他还在坚持。

“我现在会抽烟了!烟瘾大着呢!"我开始耍蛮了．硬是从科长手里夺走了本不该属于我的那份福利，这是我在生活小节上的第一次恃强。

一斤烟叶送到秦先生手中时，他有说不出的高兴。而我却不胜凄楚!

一天，在讨论写作文体时，我问先生：“有一种文体，既不用第一人称，也不用第三人称，而是用‘你’来写，它叫什么?”

先生说：“这是书信体。用这种文体来写作的确很少见．因而许多文学青年对它陌生。”

几个月后，《广西文学》月刊发表了秦先生用书信体写的小说，题目是《一封拾到的信》。我读后猛然醒悟，这是秦先生为回答我的提问特地写的范文。当他把载有这篇范文的《广西文学》默默地递给我时，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在我心海中掀起一阵狂澜。

1960年6月．柳州机械厂因一贯重视企业文化、教育、文化艺术、体育都较出色，尤其是柳机业余歌舞团，在业余、自愿，小型、多样方针指引下，十多年来，在创、编、演方面作出了成绩，频频获得市、地区、自治区会演多种奖励。特别是1960年全国职工文艺大会演，柳机一批文艺精英，带着自编自创白演的文场歌舞《游春》、文场舞剧《出嫁之前》、山歌剧《找对象》以及许多歌唱节目参加，获得演出优秀成绩。为此，柳州市赠予“柳机文艺活动中的一面红旗”称号，颁发奖旗，并推选李梦秋出席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国文教群英会)。会演结束后，柳机的全部演职员留在桂林，参加长春电影制片厂《刘三姐》的拍摄。事情是如此的重要，可我总没有把出席群英会那份“经验总结”写好，写了两次，都被市里审查退回．我十分难堪。没法，我只有在下班后，钻进了兆阳先生下榻的那间晒相暗房，请他救救我。

先生详细地看了我那被退回的文稿后不禁失笑，说：“你在编演唱词方面有些小聪明，可在总结经验的文字上却差劲，你知道两次退稿问题在哪里吗?”我木然地摇摇头。

先生说：“问题出在你文体运用不对路。”

“不对路?”下面的话我不敢在老师面前说出口，但在心里头却在说：怎么不对路呢?总结群众文艺活动方面的文稿，用生动活泼的文词来表达，不正是很对路的吗?

先生似已看准了我之所想，说道：“经验总结最好不用文学的语言和手法，这在目前是绝大多数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长期以来，总结经验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所以......”

“可我厌恶这种干巴巴的模式。所以......”

“所以你的文稿不讨人喜欢! ”

我沉默了……。

这一夜，先生就这个问题，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也就是单独地给我上了一课。他讲道……

那是1824年的俄国，年青诗人普希金在伏隆卓夫伯爵的衙门里充当小吏，因普希金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不愿阿谀谄媚。所以伏隆卓夫伯爵很冷淡他，还不时傲慢待之。普希金非常生气。可就在这时，伯爵却发给他一纸委任状，叫普希金立刻到农村去，调查蝗虫灾害并设法消灭。这么件灭蝗大事，怎么可能由普希金个人所能办成?普希金气得差不多想发疯，他知道，伯爵不是把他当诗人看，而是要把他当个衙门小吏来使唤。他想当即拒绝，但朋友们劝他别这样，否则后果是严重的。普希金忍气去了，回来时，他给公爵写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讯!

伏隆卓夫看了调查报告勃然大怒，认为普希金玩世不恭、加上他在社会参加了一些集会活动，行为不端，立即撤职．押送原籍，由当地行政长官监视……。

先生告诫说：“普希金是个诗人，他在任何时候都喜欢用诗化的语言，这不一定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加上他的调查报告的确也是有玩世不恭之弊，所以倒了大霉!你是柳机党委秘书，一切公文往来文字，切不可运用文艺笔调。看来，在例行文牍方面，你喜欢也好，厌恶也罢。你还得耐着性子学一学。”

先生的一席话，说得我无言以对。

于是，先生便为我修改文稿．反正事迹原稿上都有，他只要在上面东勾西涂，再在每个段落，加上当时流行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经验，一篇相当“规范”的经验总结便通过了。1960年6月1日，我坐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受了奖，听取了十来天的经验交流。惭愧!

赴京前，我问秦先生是否想与在京亲人联系。他摇摇头，半晌似有所憾地说：“北京的家现在仅是一间空屋。”

我还不忍回忆，秦先生在结束了柳机几年的“锻炼”之后，不久，他从那间狭小的暗房搬出，回到柳州市第六中学他妻子的住处。这时，他行李虽少，可书籍却是满箱满袋的了。他不好意思叫人帮忙，更不敢要公家派车送，独自一人，一件一件气喘吁地运到公共汽车站。恰巧这时我经过这里，吃惊之余，不觉埋怨他。先生涨红着脸，喃喃地说：“我……不好惊动公家。”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心想一个延安时代的作家，三八式老干部，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蹲窑洞，出没于荒原或青纱帐中打日本鬼子，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人物，因一篇学术论文有争议被贬戴帽尚且不说，怎么在搬家困难时，连请人帮个忙要个车都不敢呢!他也太拘谨小心了!这时刚好有一辆小吉普空车开出厂，我拦住了它，和司机一说，连人带行李送到市六中楼上。

他为此显然激动不已，随即从书籍中摸出一本厚厚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他说：“我现在不在柳机住了。今后接触肯定会少，这本书送给你。屠格涅夫写农村生活，文笔十分出色，你细细研读。对你写作会有帮助。”

就是这部《猎人日记》，从60年代一直伴我到跨世纪的2004年。文革中，我收藏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被抄光了，独有《猎人日记》逃过了歹徒的脏手，这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在床上睡熟了，把它压在屁股下才幸免于劫。这大概是我和秦先生的一番情结吧!

秦先生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奉调去南宁。一次他因事返柳，把我们写工厂史的三个小伙子叫去柳州饭店，时隔几年，他仍念念不忘柳州机械厂厂史，建议说：“《金凤凰传》书名有点花俏，不如改为《艰苦创业》朴实。”非常痛心的是，史无前例的灾难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这部20多万字的《艰苦创业》被斥为大毒草而付之一炬。先生的一番心血尽付东流。

不久,南宁方面便有人来向我调查．要我这个也被扣上黑帽子的人“立新功”，大胆检举揭发秦兆阳在柳机活动情况，对文学青年散播了什么言论等等。我深知“立新功”将意味着什么，于是，当派来的两个搞政治阴谋的外调人员，所获仅仅是“秦兆阳在柳几年一贯沉默寡言”的旁证时，悻悻而去。

倏忽之中时间过去了几十年。1986年，昔日是小伙子的我．因执着于文学，57岁就请求退休，领取打了折扣的退休金，受聘于柳州市文联，协助蒙智扉同志主办《柳絮》文学函授院。不久，老蒙调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柳絮》文学函授业务便压在了我的身上。这时，我又想起了秦兆阳。我写信给他，请求他担任函授院顾问。他很快就回信说：“你们没有忘记我，我也没有忘记你们……顾问之事，顾而不问，反而不妥，你若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书信联系，研究……”并且，给我寄来一本沉甸甸的、长达424页的书--《文学探路集》。这部宏篇巨著，是秦先生一生研究文学的结晶。于是，我又一次读到几十年前，他写的那篇引起中国文坛轩然大波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感叹之余，又在书的另一章读到他1979年11月打倒“四人帮”后他在中国第四次文代会第三次作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现实主义--艰苦的道路》，更是感慨系之!这时更使我油然想起他在柳州机械厂那几年对文学青年的孜孜辅导，诲而不倦的精神。

秦先生毕生都在辅导、探讨文学，一部《文学探路集》，记载着他在文坛上的每镌一脚印，作为曾面聆先生教诲的我，怎能别无心境?我不仅将此书珍藏，并在《柳絮》函授材料上，转载秦先生的《文学心潮录》、《形象与感受》、《理想与人物》、《概念化公式化剖析》等文章，让《柳絮》文学函授院四万多学员，都能享受到我曾领受的教益。秦先生虽然没有正式担任顾问，实际他已是最好最负责的真正顾问。

1994年10月11 13，北京传来噩耗．秦兆阳先生因患有肺心病，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又引起心肌梗塞，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8岁。

先生弃世的消息使我大感意外，我总认为他不该在这个年龄去世，老天应留给他更多的岁月，让他有更多的翰墨遗留人间。

秦先生的去世．使文坛陨落了一颗灿烂的明星，共和国失去了一位坚持真理的卫士，广大文学青年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

更不忍听到的信息是．先生病前十分怕冷，几年前医生就劝告切不可受凉，否则会引起并发症。北京最普通的住宅楼里都有暖气．然而没有一间是属于他的。原因是1957年他戴上了“右”帽后，深知前途暗淡，在中国作协肯定呆不住了，就倾全部积蓄，在南池子买下一套平房，安置家属。谁知，右派分子的家属，有房子也要被撵出北京．20多年后方才房归原主。因为自己有这套老房子，单位不便再分给他新房。他不是那种能搞几套新房子的“能人”，他对这老四合院有着特殊感情，舍不得丢弃，于是，在北京长长的冬季里，只有围火炉取暖。为免感冒，只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睡觉，夜起上厕方便。谁料，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老百姓最容易碰到的难题--住房问题，断送了一位资深老作家的生命。我曾天真地想，当年他若定居在气候温暖的柳州多好。

更令人感叹的是，他病后，因为不是部级干部，只能住进30人的普通病房，秦先生安之若素。有一次他突然发病．紧急情况下，送进海军医院小病房，他心中很是不安，向他所在工作单位《当代》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唠叨：“我们出版社没有钱，我的行政级别又达不到，只要能治病就行了，何必呆在这高干病房里!”病况有所好转后，他坚决地、逃也似的走出了高干病房。

当他的病又一次发作时，他自料说不定那天就会突然栽倒，他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把在柳州机械厂暗房里就已构思成熟，并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两辈人》写完，其间又经反复构思，易名《大地》，其含义更为深远。五十七年前，他还是一个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小青年，提着一只旧皮箱，告别亲人和故乡，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远，回头看时，看见母亲依然站在湖边望着自己，母亲目光灼热。从此这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他。他曾对大女儿说：“母亲的眼光盯了我一辈子。”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关注下是幸运的，是充实而强大的，这母亲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

1983年的秋天，兆阳先生写完了长篇小说《大地》之后，即兴赋一首打油诗：

奠道人生易老．苦辣酸甜味好；

且喜大地多情，天涯处处芳草；若无酷暑严寒，哪得绿溶春草；

白头尤自繁忙，只因吐丝未了；

回头无愧于心，始可安然定稿。

秦先生走了!无可挽回地走了。走得那么安祥，去得这么仁义。在他病前，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在他家作客，言谈中，这位副部长惊诧发现，先生对机械工业竟谈得头头是道。这位新上任的副部长哪里知道。先生在广西机械工业的摇篮--柳州机械厂。“劳动锻炼”长达五年啊!先生毕生探讨文学，古稀之年仍执着地在文学领域中“探路”。其治学精神和扶持青年进步的学者风范，实为后世师表。秦先生去了，永远地去了，我没能和先生见上最后一面．唯有遥望北方，痛心地吟出一首古老的《葬歌》：

    留不住你啊!老师！

    像春天留不住桃花；

    让你去吧!随春风飘遍天涯……

留不住你啊!老师！

像青春留不住岁月；

    让你去吧!两鬓终会变白发……

    留不住你啊!老师！

    像芳草留不住东风；

    先生去吧!杜鹃为您啼血泣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