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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剧宣队在柳州

  • 2015-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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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有两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的演剧队来到柳州。在柳州年几年时间里,他们融入了柳州,柳州也容纳了他们。陈佚生

扎根柳州,宣传救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救亡图存,国共两党再次携手,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全国抗敌宣传工作,中共派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任副部长。1938年8月1日,在周恩来指导下,政治部第三厅集中全国文化艺术界精英,在武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其他宣传团队。经集训后派遣到各战区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9年12月下旬,演剧九队奉命到柳州听候。1940年初到达广东的演剧一队,在2月初随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移,也来到柳州。

  1940年元旦,为了支援昆仑关抗敌战士,刚到柳州的演剧九队,和柳州各界团体共同发起“一角钱劳军捐献运动”。他们用布幕改成一面大国旗,由队员用手执着旗边高高举起,一路高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把敌人赶出去!”的口号齐步行进。沿街排列等待献金的民众,纷纷把钞票和硬币甚至手饰抛掷到张开的国旗里。九队还派出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向商舖和作坊进行募捐宣传。通过这次捐献运动后,演剧九队很快就得到柳州民众的认可。

  这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声讨汪精卫投敌的叛国行径,宣传抗战到底,刚到柳州的演剧一队公演四幕剧《黑暗的笑声》。这出戏的题材在当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演出后观众反映强烈,认为这戏“在低压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送来一帖清凉剂,使人清醒,促人深思。”一队也就在柳州民众中扎下了根。

  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柳州的一、九两个演剧队,人员都有流失,因一时来不及补充,工作起来很感到困难。7月, 经两队队务会议联合协商,决定两队暂时合作一个时期。从此,两队在柳州并肩作战,流缺的人员也在柳州逐渐得到补充。

  1941年 5月,四战区长官部在柳州大桥响水河边办了个干部训练团,要求演剧一、九两队人员也参加训练。在训练期间,两队在周末晚会上都为受训军官们演出节目,四队中的音乐教员还教受训人员唱救亡歌曲。后来这些歌曲由参加训练团的军官们带回各自部队教士兵们唱,极大鼓舞了军队的抗日情绪。

  同一月,军委会政治部下令对所属演剧队改变番号,原抗敌演剧队与抗敌宣传队合并改称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番号按配属的战区序号排列,一队配属第四战区,改称“剧宣四队”。九队则调到第五战区(长官部在湖北襄樊),改称“剧宣五队” (为了行文方便,下面不分时段,全用新番号四队、五队称呼)。五队人员不愿到那国共摩擦炽热的五战区,要求留在柳州。后经张发奎同意,五队留在柳州。

  两个剧宣队在柳州四、五年时间,除了通过戏剧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还利用举办音乐会、教唱歌曲、办画展、出版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两个队还分别受派到桂南各地或省外作巡回宣传演出。

  1943年6月,五队接到军委会命令,把他们配属远征军司令部,开赴云南前线作宣传。离柳前夕五队演出《愁城记》向柳州民众告别;《柳州日报》也发表《送五队》、《五队,那儿更需要你们》文章送别。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剧宣五队曾一度回到离别两年多的柳州,柳州像对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四队在柳州沦陷前夕,和众多疏散的难民一同离开柳州,之后一直没有回过柳州。

用文艺鼓舞斗志

  五队刚到柳州时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们仍然以炽热的抗日救国之情,投入到柳州民众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四队一到柳州,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在演出之余,还到驻柳部队和各学校、企业、团体辅导戏剧活动,并与学校、银行、书店、医院、新闻界中的知识分子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广交朋友。还吸收近百名柳州青年成立抗敌歌咏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两个队很快融入了柳州,成为柳州最得力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他们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分散活动。

  1941年8、9月间,柳州各界发起救济难侨的募捐,两个剧宣队响应号召,在柳州举办募款演出,获得地方人士的好评。1 0月7日,剧宣四、五两队联袂在柳州公演《蜕变》和《国家至上》两出戏,得到观众的高度赞誉。《柳州日报》在报道中称之为“演剧二重奏”,柳州戏剧界把两队誉之为“演剧双璧”,“姊妹花”。

  8月14日柳州开展献金购买飞机活动。五队演出《愁城记》将所得票款捐出购买“剧人号”滑翔机。 四队由于音乐人才比较多,经常举办音乐会,他们在柳州传播的抗战歌曲,给柳州人留下深刻印象,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和诙谐辛辣的《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歌曲,就是他们传播的。

  1943年5月剧宣四队针对国内外形势拟排演《法西斯细菌》以鼓舞士气,正巧柳州中学也在排练这出戏,四队领导认为业余剧团、尤其是学生剧团选定剧目不容易,为了推动校园演剧运动,他们便把这剧目让给柳中演,自己改排由巴金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家》。在自己排练余暇,还派人去帮助柳中同学排戏和制作布景。四队与地方学生剧团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实在难得。

  1944年7月,柳州已经开始大疏散,为纪念芦沟桥事变七周年,四队通过四战区政治部发起“七七国旗献金大游行”。由各界合作做了一面大大的国旗,由演剧队的队员举起沿街缓缓而行,还没有逃离柳州的民众,大多纷纷把钱投入国旗里。队员们还分成若干组到各商店募捐,当时很多商家还没有疏散,他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 ,在此情况下,其中不少商人仍乐意为抗战捐款。在那动乱不安的时局,三天的献金活动,还募得近40万元法币慰问桂林守城部队。当晚,四队和龙中、柳中联合举行“千人大合唱音乐会”,在此时间,两个剧团为了招待柳州各界和驻军,还联合演出反映当时欧洲和中国各战场形势的大型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这出戏有200多人登台演出,场面十分壮观。

柳州民众容纳剧宣队

  剧宣队到柳州后,很快融入了柳州,柳州人(包括在柳州的外来人)也热情容纳剧宣队,在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给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剧宣队初来柳州时,《柳州日报》为他们发布演出新闻,出特刊作剧评宣传。演剧队负责人和报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成为亲密的朋友。

  剧宣五队初来柳州时,在没有找到住宿地方前,河北浮桥头江面上“珠江水上餐厅”老板陆俭,同意他们晚上到餐厅过夜。1942年12月五队到桂林演出返回柳州时,再次在水上餐厅寄宿,但两次寄宿的时间都不长,因为餐厅早市在清晨就要营业,睡眠不足会影响演剧队的排练和演出。

  演剧队在柳州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像春天播下的种子一样,发了芽开了花。当四队深入桂南战地巡回宣传演出回到柳州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到四队驻地慰问。且有许多爱好戏剧、具备一定文艺修养的进步青年要求加入演剧队,让他们有选择新生力量、壮大队伍的条件。

  四队在柳州演出的剧目中,曹禺创作的《蜕变》演出场次最多,影响也最大。这出戏讲述的是国民党的一所伤兵医院,通过医生、护士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为伤员做手术的事例,转变了以往懒散腐败的风气。四队在排练这一剧目时,演员须要体验生活,省立柳州医院同意导演和演员们进入手术室参观现场操作,使导演和演员对医疗手术的全过程有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演出时更为逼真。

  当年演剧队没有专拨的演出经费,布幕和布景都是筹款制作的,服装和道具等演出用品,基本靠借。《蜕变》演出时,省立医院很乐意把医生、护士的服装和手术器械等道具100多件借给演剧队。演出时医院的杨医生还到现场指点各种用具应该如何摆放,怎样操作使用。此外,剧中人所需的其他服装近百件和其他笨重的用具将近400件,都是演员们在排练之余四处奔走寻觅,向群众借来的。外地迁来柳州的中央银行有位朱其昌先生,被演剧队的敬业精神和求实作风感动了,亲自四处奔波替四队求借服装道具。还热情表示:“你们借不来又是必需要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由我买,借给你们用!”一家亨得利钟表店老板更是热心,毫不吝啬地从柜台里取出6付眼镜、6件钟表、7支手杖借给演剧队。还说明这种眼镜是医学博士用的,配上高档手表更适合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演出后,这位钟表店老板很受剧情感动,把舒模(扮演剧中人西堂的演员)用过的一付黑边眼镜送给他留作纪念。

剧宣五队在柳州大龙潭队部宿舍留影(1942年)

  《蜕变》的演出,轰动了柳州,后来长官部举办专场招待本战区医务人员,又演出 一场,广东体育宣访团来柳,张发奎为了欢迎宣访团,并扩大《蜕变》在公务人员中和各阶层中的宣传作用,特邀请剧团继续公演三天。为了慰劳演剧队人员,开酒楼的陆俭老板和来柳的交通银行何东浦先生,用上好美酒和鲜肥山羊肉等佳肴联合宴请他们。何先生说:“这戏不仅坚定了每个同胞对最后胜利的信心,而且指出了中国前途的光明。几年来,我没受戏剧这样感动过,我落泪了,但是这泪水是欢快的、兴奋的!”(作者/陈佚生)

  (参考资料:

  抗敌演剧一队史料征集小组整理的《演剧四队(原一队)队史资料专辑》;

  杨震等撰述《千山万水忆八年(演剧五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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