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7年5月出身在一个手工业劳动者的家庭，母亲生下了五男二女，我排行第四。我年轻时读过私塾、小学、初中，在高中二年级时，因家庭穷困而中途辍学。解放前，我做过小学教师、商业报记者和公务员；柳州解放后，我先后在柳州一中、二中、三中和六中任教。

我在柳州二中（现在的柳州一中）教书时，学校有两位盟员：巫邦隆老师和黎子夫老师。那个时候，晚饭后休闲时间或是下晚自修后，两位盟员同志都爱找我聊天。他们对我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是二十多岁，他们也不过三十多岁。

他们给我介绍民盟的历史时，使我的心里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我原来对民盟是一点都不了解的，经过他们不断地向我详细地述说，我渐渐地懂得了中国大地上有个叫“民盟”的组织。他们说，中国民主同盟是爱国民主党派之一，1941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今名。194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非法团体”。1948年1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其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

他们除了给我详细讲述民盟的历史外，还给我介绍“七君子”事迹，以及民盟的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沈钧儒、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的事迹，使我对民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他们动员我参加民盟组织。当时我很年轻，经过他们对民盟组织的介绍，我内心对爱党爱国的民盟已有一片崇敬之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向民盟组织递交了入盟申请书。1950年底，我光荣地加入了民盟组织。

参加民盟组织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当时，我们是每个星期都过一次组织生活。组织生活中，谈得最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在教学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教育工作的政策、指示；如何改造思想跟上时代等等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中，确实丰富了我们的思想，活跃了我们对工作的信心，净化了我们的生活。

参加了组织后，我感到对党更进一步地热爱，对教学工作更增加了信心，对生活更加活跃。特别对工作更有使不完的劲。解放初期，我们在学校的教学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如教学仪器的缺乏，教学环境的艰苦，生活待遇也低，教学时间从早到晚时间长，这一切，我们都不感到苦，特别是参加民盟组织后，反而感到光荣和幸福。

当时，政治运动多，我们都毫不迟疑地参与进去。如郊区的清匪反霸，城市中的“三反五反”等等，我们都积极地参加了。1957年的所谓“反右”斗争，对我们盟员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记得，当时民盟市委主委叶生发同志对大家说，运动中，更要热爱党、相信党、接受党的考验。我当时在柳州三中工作，学校也在抓“右派”。不幸的是，当时有两位盟员（副校长袁星国、教导主任卢继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后来得到了平反。我们在三中的民盟组织，按照叶主委讲过的话，热爱党、相信党，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

我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几乎每年都得到学校的表彰，先后获得“当人民的好教师”先进个人、“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人师表先进个人、市人民政府和柳南区政府的“五好家庭”、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以及市优秀老教育工作者等光荣称号。我多年担任学校工会主席职务，获得市总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先进个人。我还两次获得先进盟员的称号，两次受到柳南区政协的邀请，参加柳南区政协工作和会议。我于1988年5月光荣退休。退休后，我十年如一日参与了柳南区出版发行的《柳南文史》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我家里，目前还在工作的家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们家除你是盟员外，家庭成员可以组成一个党支部了。多年来，我养成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工作的作风，生活上平易近人的习惯。对子女的教育帮助我是认真、严肃的，他们经过自身的努力，均能成为工作扎实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感谢民盟组织长期对我的教导和关爱，我虽然人退休了，但思想上却始终保持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状态。如今，我每天除了到龙潭公园锻炼身体外，还抽出一些时间读读书、看看报、观看电视，关心国家的新变化。这一切，要再次感谢民盟组织的教导和关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