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张绍昌（乃夫），1946年4月加入民盟，1946年7月由民盟广西省委派往柳州协助李卓彰等建民盟柳州分部。1948年1月，被特务机关列入搜捕名单，在地下党帮助下安全离柳至穗，再转入粤桂湘区游击队。

1946年4月，我在桂林师范学院读书时，由李卓彰、周新民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同年7月，我毕业后，接受广西省民盟负责人徐寅初教授的委派，到柳州市协同李卓彰等筹建民盟柳州地区分部。

我受命去柳州时，由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林砺儒教授介绍，到私立龙城中学任教，以教书作掩护开展盟务工作；同时，广西日报社（桂林版）社长石兆棠教授也介绍我给广西日报社（柳州版）社长罗培元（中共党员），并在他们的指点和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

1947年底，我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通缉，幸得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从柳州撤至广州，并于1948年春节期间，参加到中共领导下的粤桂湘边区纵队，曾任连队战士至武装工作队中队长。

现在，回首往事，真是激情满怀，谨将片段追忆，于后。

我参加民盟后的首次考验

1946年初夏，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曾作忠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发起了“五四”论文比赛，积极动员大批三青团员参加比赛，密谋夺魁，企图将王××、黄××等的论文评为首位，扬言要把得奖论文登上院刊，用以显示三青团的荣耀。对此，进步师生有两种看法和态度：有人认为不要理睬他们，让其唱独角戏；多数认为，“五四”是伟大的节日，革命派要和反动派唱对台戏，一定要唱倒对方。后来，有一批进步学生报名参加比赛，李卓彰也动员我报名。他见我有点犹豫，就严正地说：“我是以盟组织身份跟你谈话，动员你参加。”“这是你参加民盟后首次的考验。”“你应该认真完成任务。”我只好坚决接受考验。

我虽然已接受任务，却仍无获奖信心。我分别请教了谭丕模、曹伯韩、徐炯奇等进步师生。他们支持、鼓励和指点我应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并认为我的毕业论文初稿中的某段可以作专题发挥。经过反复思考和多人指教后，我决定报名而突然上阵了，这使反动派慌了手脚。我写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纳入新民主主义运动范畴加以发挥，跟三青团师爷们的论文完全唱反调。

我这篇论文，听说震动了全院教授，并迫着院长、教务长、训育长和大批教授都参加了评选委员会；经过多次评选，都难于定夺，有的人如训育长给58分，有的人如教务长给97分。议来议去，最后，我的论文还是以第一名取胜。揭晓后，师院师生出现兴奋与沮丧的两种气氛，那是不言而喻的，我也算是完成了民盟组织交给的任务，经受了一场考验。

柳州分部的组织概况

1946年7月，我被派到柳州工作时，柳州未有民盟组织，只有李卓彰和我两人。我们的任务是筹建分部，开展盟务。老李是负责人，管全面，着重抓组织工作，我是李的助手，着手抓“群运”工作。这时盟组织没公开，发展盟员和工作联系等，仍是秘密进行。

李卓彰和我到柳州后两个月左右，省盟又派老江（名字忘记了）来柳参加我们分部筹建工作。从此，老江负责组织，我仍抓“群运”，老李掌握全面。当时没有主任或书记之类的职称，只是分工明确些，应该说是已经正式建成了分部组织。至于上级有无正式任命？李卓彰是否办妥报批手续？我未过问此事，只知埋头工作。当时既无办公地点，也无固定联络处，反正老李和我都在龙城中学教书，吃住都在一座二层楼的八角亭里，两个小厅供吃饭和谈天，8个单身房我们分住，朝夕相处，有话随即谈。我们有要事讨论或新盟员办理入盟手续等，还是到老江那里去。老江以鞋店老板作掩护搞盟务，鞋店楼上较宽，老江住二楼（只有二层楼），我们常在楼顶开会。

1946年冬至1947年秋，柳州民盟组织发展较快，时值国内大中城市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我们组成分部后，也在斗争中积极发展盟员，发展对象主要是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至1947年8月止，按回忆，分部发展和上级介绍来的盟员，共计15人以上，有李卓彰、江××、张绍昌、方宏誉、梧裕茂、韦进、吴钦、莫××、何××、柯国雄、吕志刚、韦芝、杨美芬、刘建庵、温涛、蒋××等。当时没有成立区分部或小组，是单线联系，个别布置工作，我除了参加过分部成员不定期的会外，没有参加过盟员的什么会议。

1947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柳州特务疯狂地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行秘密谋害、绑架、通缉。为了保护组织和积蓄力量，我们分部的活动更加隐蔽分散，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分批输送盟员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7月间，老江离柳州至桂林没再回来，李卓彰也离柳去香港，辗转进入粤桂湘边区的中共游击队（解放后，李卓彰在中共华南分局党校工作）。李卓彰离柳州前，召集我和方宏誉、梧裕茂开会，决定由我主持全面工作，他俩作为助手，没有明确分工。因为老梧已参加中共组织，他曾对我们说，想在柳城县的山村组织农民，搞武装斗争基地，故我们不便分配他具体工作任务，只希望他能打开新局面，接纳盟员进去。

老梧去到山村活动后不久，还回来柳州两次，并对我们说，已经搞了一批枪枝，队伍还较小，形势却很好。我主张老梧带一些盟员下去共同工作，我和方宏誉暂时留在柳州，大概是1947年冬，李卓彰到游击区后，来信说明了他们的情况，也希望我们能到他那里去。那时，到游击区去搞武装斗争，已经成为进步青年的方向；而且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正变本加厉地进行更残酷的迫害，进步人士难以立足。柳州民盟成员已经一批又一批地走向武装斗争的道路。我坚持盟务工作到1948年1月上旬，由于特务机关不仅对我们施加压力，扬言要抓谁杀谁，而且也曾真的搜捕我们龙城中学进步教师（我也被列入名单），好在我们早得情报离开而特务扑了个空。我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安全离柳州至穗（我到穗不久，广州报纸刊登缉拿我的广告），再转入粤桂湘区游击队。

我离柳州前，说是将柳州民盟分部工作交给方宏誉负责，其实那时大部分盟员已经离开柳州，除李卓彰、老江、梧裕茂外，我还亲自送走刘建庵、吕志刚等两批盟员；我走时又带走杨美芬等；我走后又通过中共关系输送韦进、韦芝等两批盟员。

柳州分部的群运工作概况

我在柳州负责群运工作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按我当时的认识，群运工作包括学生运动、文化运动等民主运动的宣传与实践。当时，我作为一个新盟员担负这重任，感到力不从心，真不知何以着手。我想自己是读文科的，还是从文化运动入手，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民主革命斗争。这个想法经请示省盟同意。当时的有利条件是：《广西日报》（柳州版）已是民主文化阵地，办报旗帜鲜明，职员成份较纯，副刊编辑负责人吴钦就是民盟成员。我以报社为重要据点，常与吴钦研究，如何把副刊办成文化斗争前哨。而且，我在师院读书时，国文学会已在系主任谭丕模和穆木天、彭慧教授的指导下，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副刊开辟了《艺文》（原定半月一期），刊登同学们的作品；我到柳州后，也继续与国文系师生保持联系，征集文稿，以增强吴钦所编副刊的战斗力。

我开始搞文化运动时，由于政治水平低，斗争经验少，缺点较多，成果太少。我到柳州初期，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撕毁重庆政协会议决定，掀起了全面内战，我捺不住内心的怒火，在对柳州情况未熟之时，即组织一批年轻的文教界同仁，开了两次交朋友、谈写作的座谈会，热烈地讨论了时局、如何多写反内战题材等问题；我还表示愿意和可以推荐好的作品给报社副刊，且曾将自己的《论鲁迅杂文》、《告别》、《母亲》读后感等杂感、短诗，以白浪的笔名，登在副刊上。这样，虽然也对文化运动有点促进作用，但是却暴露了自己身份，也增加了吴钦的工作压力。事过不久，老练的同志如秦振武、李毓灵路过柳州，同我谈心时，曾直率地给我好心的劝告，我表示接受，使往后工作有了改进。

柳州的文化运动特别是在如何办好副刊的工作上，许多盟员都出了力，从实效来说，首功仍应归吴钦同志。我从协助吴钦组织稿件中，发现吴很有才干，当时，国民党检查机关对副刊的红色倾向，早已发现且十分注意，也曾阴谋组织暴徒袭击。但老吴发稿很有一套，不易被特务拿到把柄。敌人的中伤、诽谤却使众多读者更加赞扬副刊的高水平，不少进步人士仍署名发表其观点鲜明的作品。柳州盟员刘建庵的木刻版画、温涛和他学生的木偶剧等，也常刊登在副刊上。

我在柳州民盟负责群众运动工作一年中，民盟分部按照省盟指示，在地下党的指点和领导下，协同各方面的力量，主要做了如下方面的工作：当北平美军强奸大学生沈崇的事件发生和中美商约签订后，我们对国民党政府奴颜婢膝、令人作呕的丑态，给予及时揭露和抨击，积极响应北京、上海等地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发动学校师生、文化界举行大会，广贴墙报，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讨美军兽行，演出活报剧，反对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掀起和反动派镇压学生的“五•二O”血案引起广泛罢课、罢工高潮中，柳州分部曾动员盟员，参加和组织学生罢课，策动工人罢工，以声援各地正义行动。我们还以著名学者、盟员李公朴、闻一多教授惨遭杀害为例，激发盟员加深对国民党的仇恨。我们大声疾呼：“国民政府已公开说‘你们有说话的自由，我们就有开枪的自由’。我们还能用语言去争取民主吗？我们不可能有中间路线，也不可能走西方的议会道路，我们只有斗争，丢掉幻想，针锋相对。”我们分部的盟员，在柳州的每次群众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中，都积极参加，表现很好，其中以柳州中学的学生梧裕茂、柯国雄、韦进等表现较好，也较早受到特务注意而列入被捕名单。这些好同志也都在1948年前后，陆续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队伍，为新民主革命运动做出应有贡献。